北京時間5月26日晚，湖南小伙子何江作為2016年優(yōu)秀學生代表在哈佛大學畢業(yè)典禮上演講，成為哈佛畢業(yè)典禮登臺演講的首位中國大陸學生。
這相當于哈佛大學給予畢業(yè)生的最高榮譽——從全校數(shù)萬名畢業(yè)生中各選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畢業(yè)生發(fā)言。
哈佛校方確認該校生物系博士畢業(yè)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榮的中國大陸學生。當天，與他同臺演講的特邀嘉賓將是著名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
這不是他第一次獲得一所大學畢業(yè)生的最高榮譽。何江曾經(jīng)獲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本科生最高榮譽獎——郭沫若獎學金，并作為獲獎代表發(fā)言。
何江生于湖南省長沙市寧鄉(xiāng)縣，高中就讀于寧鄉(xiāng)一中，畢業(yè)后進入中國科大生命學院學習，隨后進入哈佛大學碩博連讀。
畢業(yè)前就有華爾街的人給出30萬美金年薪的offer, 被他回絕了，因為那并不是他想從事的領域。博士畢業(yè)后，他將赴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博士后研究。
“現(xiàn)在鄉(xiāng)村逐漸流行讀書無用論，認為寒門很難再出貴子。這樣的觀點讓我覺得挺無奈的。”何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補充自己的觀點，“教育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生活軌跡，能夠把一個人從一個世界帶到另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長經(jīng)歷，能給那些還在路上的農(nóng)村學生一點鼓勵，讓他們看到堅持的希望。”
再苦再窮也不讓兒子成為“留守兒童”
上世紀80年代的湖南農(nóng)村，像當時中國所有的農(nóng)村一樣，以土坯房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為主。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兒童”就在那時誕生，越來越多的農(nóng)村父母到上海、廣州等經(jīng)濟發(fā)達城市打工，老人照顧幾個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長沙市寧鄉(xiāng)縣南田坪鄉(xiāng)停鐘村的一戶農(nóng)民家中，何江呱呱墜地。與村里其他農(nóng)戶明顯不同的是，雖然家里經(jīng)濟條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卻有個堅定的信念——不能為了打工掙錢，而讓兒子成為“留守兒童”。
幾年過去了，外出打工掙錢的人家，又是砌磚瓦房子，又是給孩子帶禮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個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無論白天農(nóng)活兒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親都會在睡前給兩個兒子講故事。
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個主題——好好學習。“我爸高中都沒畢業(yè)，也不知道哪里找來那么多的中國傳統(tǒng)故事。每天講都講不完。”何江上大學后，有一次問起父親，哪里找來那么多睡前故事，父親告訴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編的，目的只是想告訴孩子，只有讀書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給兒子講睡前故事，何江的父親還嚴格要求兩個孩子的學習。放學后，何家的兩個兒子通常是被關在屋里“自習”，作業(yè)做完了，繼續(xù)自習;而這個時候，大多數(shù)農(nóng)村男孩都在田間地頭玩耍。
“那時覺得爸爸很‘霸蠻’。但現(xiàn)在想想，這是農(nóng)村環(huán)境下的最佳選擇。”何江后來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又去哈佛大學碩博連讀，而他的弟弟則成了電子科技大學的碩士畢業(yè)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親懂得鼓勵孩子
支撐兩個男孩保持學習興趣的，是那個“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親。在何江眼中，母親是個溫和派。父親批評孩子學習不好時，母親總會在一陣狂風暴雨后笑呵呵地跑過來，送上“和風細雨”。
在母親那里，兩個兒子總能找到自信。何江現(xiàn)在知道，母親當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見到的美國人的做法一樣——以鼓勵孩子的方式，給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農(nóng)村的婦女，在農(nóng)閑時通常喜歡聚集在一起嘮家常。但何江的母親更喜歡陪著兩個兒子一起學習。
因為不識字，她總是要求兩個兒子把課本里的故事念給自己聽，遇到聽不懂的地方，她還會跟兩個兒子討論。
何江記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歡給母親“上課”。母親的循循善誘與何江如今正在接觸的美國文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剛來美國時很不習慣，不管提什么建議，導師都說可以試試看。”何江說，美國有一種“鼓勵文化”，無論是諾貝爾獎得主，還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書上的“牛人”，都會習慣性地給予學生鼓勵。他們會在跟你一起啃漢堡、喝咖啡、泡酒吧時，時不時地鼓勵你一番，讓你覺得“前途不錯”。
就連這次申請哈佛典禮演講，何江也是在美國教授Diana Eck的鼓勵下進行的。
哈佛畢業(yè)典禮的演講，每年只有極少數(shù)的中國學生敢于申請。何江想要發(fā)言，目的是讓美國的大學生聽聽來自中國的聲音。但他此前并不敢報名，“教授告訴我，你只要覺得可以，就去試試，沒什么好丟臉的”。
“農(nóng)村英語”變?yōu)榧冋勒Z沒有捷徑
申請哈佛大學的畢業(yè)典禮演講，總共有3輪測試。第一輪，遞交個人學習、科研材料和演講初稿;第二輪，從10名入選者中挑選4人，每個人都要拿著自己的演講稿念稿;第三輪，從4人中選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脫稿模擬演講。
對一個英語是母語的學生來說，這都有極大的難度。更何況何江從小在湖南農(nóng)村長大，初中才開始接觸英語，操著一口“農(nóng)村英語”上了縣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從農(nóng)村走進城里。在寧鄉(xiāng)縣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語水平與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學期很受打擊，考試沒問題，就是開口說英語很困難”。
不怕“使苦勁”的何江，買了一本英文版的《亂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讀到不懂的地方，就在書本旁邊進行大段大段的標注。
“學英語，跟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習一樣，沒有捷徑。”何江自認為自己有些“一根筋”。這一點，或許遺傳自父親——從來不懂得走捷徑，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沒有種過其他品種的農(nóng)作物。
到了哈佛大學，何江又像剛上高中那會兒，焦慮不已。中國學生大多喜歡跟中國學生聚集在一起，這樣的話，很難找到機會練習英語。
何江硬著頭皮，申請給哈佛的本科生當輔導員，“也不知道自己哪里來的勇氣，反正就是想多講講英語”。從入學第二年開始，何江給哈佛的本科生做輔導員，這種方法讓他的英語表達方式很快從“中式”轉(zhuǎn)到了“美式”。到了讀博士期間，何江就可以給哈佛本科學生上課了。
演講內(nèi)容涉及農(nóng)村故事和中醫(yī)
何江透露，這次哈佛畢業(yè)典禮演講的申請，自己的“農(nóng)村故事”為整個演講主題增色不少。他將在演講中介紹中醫(yī)在中國農(nóng)村發(fā)揮的作用，進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學所專注的生物光學、物理專業(yè)研究，“以一個理科生的角度，來反思科技知識和技術在社會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將自己研究的科技技術，更廣泛地傳遞到世界不同地方”。
據(jù)悉，哈佛畢業(yè)典禮的歷屆演講代表多為文科生，何江是為數(shù)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畢業(yè)后，何江將赴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博士后研究。
和何江的對話
今年3月，同為寧鄉(xiāng)一中校友的胡凱出差至美國，見到了學霸何江。關于出國留學方面的問題，他與何江進行了一場對話。
Kai：當初為什么出國?又為什么決定來美國?
何江：我大學的專業(yè)是生物，畢業(yè)后仍然想在同一個方向深造，于是在大三的時候起就決定出國留學讀博士。美國是生物行業(yè)最發(fā)達的國家，大學、研究機構都在世界領先，于是就申請去了美國。
Kai：當時申請了美國幾所學校，你的底氣來自哪里?
何江：大概申請了十所，是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醫(yī)學院，貝勒醫(yī)學院，普渡大學，范德比爾特大學。申請時，自己覺得能夠進比較靠前的大學，就申請的比較少。最后哈佛，約翰霍普金斯，普林斯頓比較快的給了錄取通知書，決定去哈佛后，其他大學的一些申請就提前推掉了。我當時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讀書，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學生會考慮出國留學，申請的時候主要是根據(jù)往年的一些錄取比例考慮。
Kai：當時被哈佛大學錄取，你覺得被哈佛看中的是什么?
何江：申請博士看中的是學術能力。在申請文書準備中，如何把自己的特長，學術見解深入淺出的寫出來很關鍵。另外，哈佛招收中國學生也比較看中成績，以及之前在讀的學校。清華，北大，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這幾個大學的學生去哈佛人數(shù)每年都比較多。
Kai：為什么會選擇哈佛大學?
何江：哈佛的生物醫(yī)學專業(yè)是世界最好的，所以決定去了哈佛。
Kai：在哈佛大學呆了六年，從你的切身經(jīng)驗和角度，可否告訴我們哈佛大學成為世界第一大學的原因有哪些?
何江：一個好的大學能夠提供非常棒的平臺和資源。在學校時不時都會碰到各個行業(yè)的大牛，大咖。隨便到學院里走走都有可能碰到諾貝爾獎得主，每天都可以聽到各個行業(yè)精英的演講報告。這種環(huán)境能夠促使自己努力向他人看齊，也使得在學校的學生充滿創(chuàng)造力和魄力。大學重在育人，把各種優(yōu)秀的人聚在一起很容易碰撞產(chǎn)生靈感火花。
Kai：情人，朋友，家人，老師，你會把哈佛比喻成什么?
何江：朋友，老師，亦師亦友!
Kai：哈佛大學給你來最大改變是?
何江：讓我更加看清自己所喜歡做的，想追求的，也讓自己的視野大大打開了。
Kai：花5年時間在象牙塔里面，研究一個領域，你覺得值得嗎?
何江：任何一個行業(yè)都需要堅持做才能做出最好的，最棒的。蜻蜓點水般的嘗試只會讓人嘗試一個行業(yè)的皮毛。就像練武，練好看家的三板斧方能在江湖立足。
Kai：對于那些夢想去哈佛大學讀書的寧鄉(xiāng)人，你的建議是?
何江：在哈佛，或者波士頓地區(qū)，幾乎都不怎么找得到寧鄉(xiāng)人。我覺得寧鄉(xiāng)人的視野應該打得更寬廣，前往世界的不同地方方能看到不同地方的美景。想申請哈佛的人應該敢于嘗試，同時也把自己的專長做好，申請才會有底氣。
Kai：你這一輩子的夢想是?
何江：Make big impact。Impact不僅是指在自己的行業(yè)內(nèi)，也可以是對行業(yè)外領域的影響。
哈佛畢業(yè)演講中英全文
當我在上中學的時候，一次被一只有毒的蜘蛛咬了一口，我哭著跑向母親求助。然而母親并沒有領著我去看醫(yī)生，相反，她點燃了我的手。她將我的手用浸過白酒的棉布摩擦包扎之后，在我的嘴巴里塞進一支筷子讓我咬著，然后就點著了棉布。
熱量快速地穿過棉布直擊我的皮膚，烘烤著我的手背。這種撕心裂肺的疼痛讓我想要尖叫，但是卻叫不出聲，因為嘴里還咬著筷子。我所能做的只有盯著我的手看，一分鐘，兩分鐘，直到母親吹滅了火。
你可以看出我所成長的地方，一個中國的小村莊，在那個時候，還未工業(yè)化。當我出生的時候，我的村莊里還沒有汽車，沒有電話，沒有電力，甚至沒有自來水，更不用提現(xiàn)代化的醫(yī)療資源。在那里沒有母親可以領著我去看我被蜘蛛咬傷的傷口的醫(yī)生。
對于那些學習生物的學生，你們或許已經(jīng)看出來了我母親這種民間療法的科學依據(jù)：熱量使蛋白質(zhì)失活，而蜘蛛的毒液充斥著蛋白質(zhì)。很厲害吧?這種民間療法怎么會和現(xiàn)代科學這么契合，不是嗎?但作為一個哈佛生物化學方向的博士生，我現(xiàn)在知道了一個更好的、疼痛更少、風險更小的療法。
所以，我不禁問我自己，為什么我那個時候沒有得到這樣的治療呢?這件事已經(jīng)過去15年了，我可以很開心地向你們報告，我的手完好無損。但是那個問題依舊縈繞在我的腦海里，科學知識在世界上不均衡分布的問題也持續(xù)困擾著我。
我們學會了編輯人類的基因譜，揭示了許多有關癌癥的秘密，我們可以輕易操縱神經(jīng)元的活動，每年我們在生物化學領域都有著無數(shù)進步和成就。然而，我們卻沒有成功地將這些我們已有的知識傳遞給那些最需要它們的地方。
每年有12%的人口每天僅靠不足2美元生活，每年有300萬兒童死于營養(yǎng)不良，全球有3億人受到瘧疾的侵擾。我們持續(xù)地看到貧困、疾病，和資源匱乏阻礙著科學的傳播。那些我們習以為常，救人于水火之中的知識在那些欠發(fā)達地區(qū)非常匱乏，所以直至今日都還有人用火燒來治療被蜘蛛咬下的傷口。
當我在哈佛學習時，我徹底明白了科學知識是怎樣以一種簡單卻深刻的方式幫助他人的。2000年流感暴發(fā)，我的故鄉(xiāng)像被魔鬼下了咒語一樣一蹶不振，民間醫(yī)術根本難以找到治療方法。農(nóng)民們不知道流感與普通感冒的差別，他們更不知道流感遠遠比普通感冒致死率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不了解病毒是可以在牲畜之間傳播的。
所以當我第一次了解到簡單的衛(wèi)生操作，比如隔離不同的牲畜可以幫助限制疾病，能夠幫助我的故鄉(xiāng)更便捷地獲得這類知識的時候，我對我所從事行業(yè)的職業(yè)觀念的理解有了一次重大轉(zhuǎn)折，這也改變了我作為地球村一員的自我理解。
哈佛鼓勵我們?nèi)粝?，去渴望，去改變世界。今天在畢業(yè)典禮上，我們是應該去考慮宏偉的目標，但對我來說，我也關心我故鄉(xiāng)的村民們。
我的經(jīng)歷提醒著我，研究者們傳遞自己的知識給需要的人有多么重要。有了科學，我們可以將成千上萬像我故鄉(xiāng)一樣的地區(qū)拉進這個我們已經(jīng)習以為常的世界，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愿意為此努力?
改變世界不代表每個人都要去發(fā)現(xiàn)什么偉大的東西，簡單地成為一個傳遞者，把我們已有的知識帶給這個地球村里無數(shù)像我母親一樣的人，就已經(jīng)很好。
我們的社會應該消滅知識鴻溝，這是人類進步不可或缺的一步，需要我們來實現(xiàn)。如果我們行動了，興許再有來自中國偏遠地區(qū)的小男孩，當他被蜘蛛咬的時候，他會知道去看醫(yī)生，而不是用火燒他的手。
謝謝!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 to my mom for help, but instead of taking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 After rubb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mares of cotton then soaked in wine,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one, 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y mom put off the fire.
You see the Public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 industrial. 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 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d access to the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this spider bite.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brought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the spider venom is full of protein. It’s cool how could this folk remedy incorporate with the base of 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study at Harvard, I now know a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 existed. 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t receive one at that time?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my hand is fine. 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d to be troubl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have learn to edit the human geneal and uncover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 progressing. We can manipulate neuron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light. Each year with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exciting 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
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d on that, we haven’t be so successful deploying it to where need it mos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12% of world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 2 dollars a day.
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s children annually. 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 All over the world, we constantly se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 impeding the flow scientific information.
Life-saving knowledge took for granted in our modern world is over-unavailable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so, in far t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 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
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 in simple, in profound ways. The burst through pandemic in 2000 took my 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
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 half-mattress offer. What’s more, farmers did no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on cold and flu.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is much more lethal than common cold. Most of all a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are transmitted by animal species.
So when I realize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e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help contain this kind of disease and that I could help this kind of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 moment as a bioscientist. 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 inflection point of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global community.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 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 appropriate the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 that wait us .
As 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 My experience here 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s, to those who need it.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an proper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de.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 or not?
More than ever before, our society emphasized ou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 should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d to those who needed.
Changing 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should find the next big thing. It can be a simplest to become a better communicator and find more creative ways to 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d,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farmers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Our society also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we will work to bring this into a reality.
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ith a beat by a poisonous spider will no longer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 a doctor instead.
Thank you !
